暗室欺心

理解「第四代戰爭」

第四波戰爭、戰略溝通與專業政戰

壹、第四波戰爭概念、爭論與啟示   
一、第四波戰爭概念   
二、第四波戰爭的爭論   
三、第四波戰爭的啟示   

貳、第四波戰爭、聯合作戰與戰略溝通   
一、第四波戰爭的致勝觀點   
二、第四波戰爭與聯合作戰   
三、第四波戰爭與戰略溝通   

參、資訊戰、媒體戰與第四波戰爭   
一、第四波戰爭中的資訊戰   
二、第四波戰爭與媒體戰   
三、第四波戰爭中媒體與資訊優勢掌握   

肆、心理戰與第四波戰爭   
一、心理戰與心理作戰   
二、第四波戰爭與心理戰   
三、第四波戰爭中心理戰的重要性   

伍、第四波戰爭中的專業政戰   
一、第四波戰爭中的政治作戰   
二、第四波戰爭中的政戰重點   
三、第四波戰爭與政戰轉型    
 
壹、第四波戰爭概念、爭論與啟示

一、第四波戰爭概念

      戰爭型態的轉變或演進，常是戰略學者與專家關注的研究議題，無論是以「軍事事務革新」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或「轉型」(transformation)，或是以「波」(wave)或「世代」(generation)或「時代」(epoch)等標示不同的階段，在在所要說明的是，社會型態與戰爭型態的關係，企圖預測或推演未來或甚至是現在的戰爭型態。在1990年代，有一群以海軍陸戰隊軍官William S. Lind與Thomas X. Hammes為首的美國軍官，以及與軍方有關係的少數文人學者(主要是Robert J. Bunker)企圖建立「第四代戰爭」(the Fourth Generation War or Warfare)理論影響美國軍隊對未來戰爭的思維，他們不同於當時國防部致力於推廣「軍事事務革命」、「國防(軍事)轉型」、「資訊戰爭(作戰)」(information warfare or operation)、「網路中心作戰」(network-centric warfare)或「網路戰爭」(cyber  war)的主流思維，而是強調非正規的戰爭才是美國軍隊未來面對的戰爭。他們從外圍的軍事期刊(Marine Corps Gazette)而到美軍官方的軍事期刊(Parameters、Military Review、Strategic Forum)，最後到民間的期刊(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但也受到來自軍事學術界與民間學界的批判，但都無礙其成為說明911恐怖攻擊事件、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時髦」用語。

      根據William S. Lind的說法，他當初只是運用三代戰爭的架構要將機動作戰(maneuver warfare)引進陸戰隊，由於有人問他：那第四代戰爭又會是什麼樣子？(What will the Fourth Generation be like？)他與軍中友人遂在1989年10月的Marine Corps Gazette發表了「變化中的戰爭面貌：進入第四代」(The Changing Face of War: Into the Fourth Generation)。但是此文發表之後，並未引起各方注意。即使1994年9月，該刊以專題方式探討第四代戰爭，因為該刊物對象只是侷限於陸戰隊現役與退役官兵。直到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他在2001年11月的Marine Corps Gazette又發表了「第四代戰爭的第一擊」(Fourth Generation Warfare’s First Blow: A Quick  Look)的短文評論。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續引發的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致使「第四代戰爭」的概念在美國的國防(軍事)界與新聞界成為流行的用語，藉以描述與說明美國面對恐怖份子攻擊，以及在當地遭致反抗攻擊的狀況，進而提出因應的戰略與作戰方法。

      Lind關於「第四代戰爭」的理論概念，比較完整的是在2004年的「理解第四代戰爭」(Understanding Fourth Generation War)一文，更為清楚地界定第四代戰爭的特質，以及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影響。然後，Lind不定期地在「國防與國家利益」(Defense and National Interest)網站，就第四代戰爭或戰爭發表評論。該網站設有「第四代戰爭」專區，都是可以更加請楚了解第四代戰爭理論的參考資料來源。

        另外一位是Thomas X. Hammes，不同於Lind未曾下過部隊帶兵與參與作戰行動，他則是實際參與軍事行動的陸戰隊軍官。他在1994年9月的Marine Corps Gazette發表了「戰爭的演進：第四代」(The Evolution of War：The Fourth Generation)一文，指出了形塑未來戰爭的(政治、經濟、社會)因素改變，而進入第四代戰爭。尤其是2004年出版了一本厚達448頁的《投石器與石頭：論二十一世紀的戰爭》(The Sling and the Stone：On War in the 21st Century)，批評國防部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國防轉型計畫，以及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作戰方式。認為美國正在進行一場第四代戰爭，是要以所有可用的網絡(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直接攻擊敵人決策者的心智(minds)，以摧毀敵人的政治意志(political  will)，使其相信其戰略目標是無法達成的，或是要付出相當代價才能獲得所要的利益。

      他藉由此書將第四代戰爭理論更為推廣至戰略學界，此書促使2005年8月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期刊專輯出版了「第四代戰爭辯論」(Debating Fourth-Generation Warfare)的評論集(symposium)，由Thomas X. Hammes撰寫「戰爭演進到第四代」(War Evolves into the Fourth Generation)一文，提供學者評論與討論，並由Hammes做出回應。即使該專輯中，多數學者提出負面的批評，但這也說明了第四代戰爭理論已經引起學界的關注與重視。他在2005年發表「叛亂：現代戰爭演進到第四代」(Insurgency：Modern Warfare Evolves into a Fourth Generation)，認為第四代戰爭是一種演化完成的叛亂戰爭； Hammes是以「(反)叛亂行動」作為第四代戰爭的主要型態，因此他特別呼籲美國政府(國防部)應該重視反叛亂作戰的人才，改革既有的人事制度重新重視這些專才。

二、第四波戰爭的爭論

      Hammes認為第四代戰爭不是文化鬥爭，而是運用所有可用的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網絡，使敵人的政治決策者相信其戰略目標無法達成，或是要達成其認定的利益則是代價太大。它奠基於認為適當運用這些網絡，優勢的政治意志可以擊敗較強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並不以擊敗敵人軍事力量為勝利，而是混合游擊戰術或公民不服從與社會、文化、經濟等紐帶(ties)的柔性網絡，虛假資訊活動(disinformation campaigns)與有創意的政治活動，直接攻擊敵人的政治意志。

      對於第四代戰爭理論的批評，最初也是來自軍方的學術期刊，最佳的批評是Kenneth F. McKenzie, Jr.發表在1993年秋季的Military Review，他以「優雅的不相干」(elegant irrelevant)諷刺第四代戰爭理論是基於爭辯(polemic)而不是(paradigm)，基於頌歌(mantra)而不是方法（method)，批評推動第四代戰爭理論的人選擇性地運用軍事發展歷史作為其理論假定，有意地省略軍事發展的某些領域，有陷入「歷史短視」(historical myopia)的危險；其方法是（idiosyncratic)、準馬克思論(quasi-Marxist)的辯證質變法。總之，其方法未明、其事實未定且有各式各樣的詮釋，而且其相關性可疑。

      Antulio J. Echevarria II主張應該丟棄第四代戰爭論，因為它基本上是有缺陷的而無效的，它創造的混淆比消除的混淆還多。它的歷史基礎不足，而且只會含糊了其他理論學者、歷史學者與分析者長久以來的努力，並難以釐清。更是直接批評第四代戰爭理論的推動者並未掌握有關非正規戰爭的學術著作，也沒有掌握有關正規戰爭的歷史詮釋改變，其聚焦太狹隘且難以修正其缺陷。

      Marcus Corbin認為911恐怖攻擊事件、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顯示出，未來戰爭的真正形態可能是「第四代戰爭」，美軍戰略也要由冷戰時期的重兵對抗調整為反制第四代戰爭的不對稱衝突，這代表由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與邊界有關、動用正規軍，對抗他國武裝部隊、志在摧毀敵人的傳統戰爭；轉移到社會之間的戰爭、與文化有關、運用非正規戰鬥部隊、非軍事與軍事目標並重、影響敵方精神層面的第四代戰爭。美軍的部隊編組應順應需求加以改變，尤應特別重視文宣戰、情報戰、政治作戰以及民防組織的強化，使戰力更能有效因應非傳統戰爭。

      對於第四代戰爭理論最詳實與深入的批評，是2005年8月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出版的專輯，九位著名的戰略學者提出了許多嚴厲的批評。其中仍是以批評第四代戰爭理論與軍事發展歷史不符，尤其未能參考重要的學術著作為主。其次，對於第四代戰爭理論所指涉的「叛亂」更是提出概念混淆的批評，因為歷史上大多數的「叛亂」有兩項特徵:對抗外國侵略者的直覺反射行動(knee-jerk reflex actions)，以及較深思的戰術下決心試著經由接戰敵人的軍隊而改變敵人政治決策者的心智(mind)；有三類的「叛亂」:第一類是對抗國內敗壞的政府；第二類是對抗外國侵略者；第三類是叛亂部隊與反叛亂部隊在正規戰鬥中對抗。Hammes混淆了不同類型的「叛亂」，毛澤東與尼加拉瓜桑定游擊隊的「第三類叛亂」不同於伊拉克與阿富汗的「(第二類)叛亂」，甚至是諷刺第四代戰爭提倡者認為「資訊科技」+「精準武器」=「軍事事務革新」，而「資訊科技」+「精準武器」+「叛亂」=「第四代戰爭」。也就是說「軍事事務革新」+「叛亂」=「第四代戰爭」。

      縱使第四代戰爭理論遭受來自軍中學術人員與民間學者的嚴厲批評，但由於阿富汗與伊拉克的「第二類叛亂」仍然持續當中，加上基地組織的恐怖攻擊事件轉向非軍事的戰略溝通層面，也就使得第四代戰爭理論尋求探索新的演進。

      第四代戰爭理論在ㄧ九八九年提出之後，相關議題的討論並不多，ㄧ直到「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部分主張第四代戰爭理論者認為，蓋達組織對美國所進行的就是第四代戰爭之後，批評的聲浪漸起。綜合言之，大致是從世代變化的邏輯、理論體系、與威脅判斷失真等方面進行。當然，對於第四代戰爭理論的批評也未必全盤否定其價值，這也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首先，所謂的戰爭世代(generations of war) 的說法是根本不存在的，也缺乏辯證能力。美軍陸院戰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艾哲華里亞(Antulio J. Echevarria II)博士就指出，以「世代」的方式說明戰爭演變，意味著每一個世代的出現是直接從它的前身發展出來的，是以自然的方式演變，最終取代之。但是，戰爭型態世代間的變化，幾乎不會以簡單的取代，而都是以平行的方式進行。例如，火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機動力在越戰、韓戰所扮演的角色ㄧ樣，甚至更為重要。

      同時，第四代戰爭理論所說「政治權力的決定力就遠勝軍事力量」的論點也未必正確。因為，毛澤東絕不是提出游擊戰或是人民戰爭模式的第一人，也不會是最重要的戰爭理論家。 叛亂活動以戰爭方式進行可追溯到古代，比所謂第二代和第三代戰爭還要久遠。此外，即使承認第一代戰爭發展到第三代戰爭的過程，就邏輯的思考而言，下ㄧ個戰爭世代應該是網絡中心戰(Net-centric warfare)，是以知識為基礎的體系，可以使這些部隊反應更為快速。但有趣的是，第四代戰爭的主張者卻認為，網路中心戰過於依賴高科技，且過於僵化，無法適應對手的思考方式，顯然在利論上有些矛盾。

      其次，在反對者眼中，第四代戰爭理論是個相當典型的哲學體系建構(philosophical system building)。哲學體系建構一開始就是以教條主義地(dogmatically)方式進行，訂出無法辯駁的主張，並形成自有的合理推斷結果。這個過程將創建出一座雄偉的智慧殿堂(intellectual edifice)，具有對知識尊重的外觀，表面上與歐幾里德幾何學、數學物理、及其他科學的闡述有類似的方式。由於哲學系統是教條式的、理性的，在不同程度上脫離了共同的經驗，因此在面對它時，別無選擇，除了全般接受外，就必須加以拒絕。這個系統構成了自有的世界，無法與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進行意見交流或對話。做為一個系統，提及「第四代戰爭」這個名詞時，不僅是運作方式的名稱，透過分析也可以確認他門長期的存在。因為，在談到「第四」及「代」的時候，自然隱含肯定前三個世代的存在，也藉此為這個哲學性建構獲得命名。

      此外，第四代戰爭理論認為現代戰爭始於1648年是相當具有爭議的，且過於武斷。同時，它忽略了攻擊與防禦、戰略與戰術的基本軍事概念，而選擇文化作為戰爭目標。如此ㄧ來，不僅是怪異而已，還意味著廢除戰爭是為了獲取政治目標的原則。對稱與不對稱的概念應該是理論的核心，但林德等人在第四代戰爭理論中並沒有討論這些內容。林德也沒有解釋，如果軍隊無法執行第四代戰爭，其存在價值就必須重新思考，而只要建構全新的特種作戰部隊，以便執行第四代戰爭作戰任務即可。顯然第四代戰爭的觀點已然衝擊傳統軍隊的角色與定位，激起強烈的反對聲浪似乎也是其來有自。

      除了從戰爭世代與理論體系發展進行批判外，另外就是並不認同第四代戰爭理論有關威脅評估的部分，也就是過度渲染誇大(overblown)西方國家所面臨的威脅。因為，根據第四代戰爭理論的看法，西方國家現正面臨著不對稱攻擊、恐怖主義，以及對方操縱媒體，釋放對西方國家不利的訊息。在此同時，這些非國家團體持續在伊拉克等地與西方國家進行流血對抗。然而，反對的意見認為，各種戰爭形態都在歷史上出現過，即使時至今日，叛亂戰爭也只是其中一種而已。叛軍與外敵入侵並無太大差異，不對稱戰術也都是叛軍與游擊隊的特徵之ㄧ，在歷史上也不少見，實無須過度強調其影響力。

      同時，第四代戰爭理論也高估了恐怖主義的軍事與政治力量，而忽略了將戰場上所獲成果轉化為政治效益的重要性。因為，不論是武裝叛亂或是恐怖主義幾乎都沒有成功過，甚至在大多數的戰場上都是失敗的。再加上，西方國家在傳統武力上仍然具有優勢，對於嚇阻極端團體進行恐怖活動極有助益，也可以降低其危險性。最重要的是，儘管近年來國家間戰爭發生的頻率並不高，但其對於世界格局權力平衡卻有重大的影響力。所以，任何威脅都應該在國際體系背景下思考，否則ㄧ旦發生衝突，軍隊的力量將難以應付突來的變局。

三、第四波戰爭的啟示

      許多批評第四代戰爭理論過於強調非傳統作戰，缺乏精神與文化認知等等，顯然都未切中要害。然而，第四代戰爭相關爭論中所呈現的歷史主義與未來主義間，持續、緩慢改變，以及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與激烈變化間的爭執，也反應出許多軍事變革進行時必然出現的衝突，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辯論都可以在政策未經制定與執行前進行，透過此一過程，將使政策更為周延且具體可行。所以，荷蘭軍事研究者歐辛佳(Frans Osinga)便提出所謂的「弦理論(string theory)」來評估類推第四代戰爭，並強調在批評第四代戰爭理論時，也不應該忽略其所具有的正面意涵。

      歐辛佳指出，弦理論是對「實在(reality)」較為完整理解的最新理論。物理學中的牛頓法則(Newtonian laws)的適用，並不意味著沒有愛因斯坦相對論或量子力學的空間。例如，在20世紀八○年代，弦理論仍處於發展的過程，其表明宇宙結構可能比我們直接理解的存在更多的面向。但它也會引起輕視這項理論的批判，而將弦理論視為哲學或神學，而不是從物理學領域進行經驗的實驗。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項理論可能並不是最後的理論，其結果甚至有可能是錯誤的，但卻是一個富有成果的錯誤。因為，它提出另ㄧ種掌握這個世界的方法。

      同樣的，第四代戰爭理論所引發的論辯，可以協助我們了解未來的不確定感，並努力與持續變遷的環境產生互動，協助我們改進和調整方向與模式。因此，歐辛佳認為，不管人們對第四代戰爭可能有怎樣的觀點，但當慮及廣大的目標對象時，我們不能忽略它在做為戰略理論觀點上的重要性，以及做為具有吸引力、引發共鳴，以及描繪西方軍事和政治精英們當前所面臨問題的貢獻。當然，第四代戰爭並未涵蓋持續演變的戰略格局，也許第四代戰爭不是完全正確的學術分析，但是做為戰略思考的「運用(exercise)」，從大量且不同的趨勢與發展，建立連貫且持續的綜合體，這在使人們意識到未來潛在的輪廓，以及戰略格局的動態上，當然有其優點而不可忽視。從這個角度來看，做為第四代戰爭裡論啟發者的博伊德(John Boyd)也會同意這些努力的。

      第四代戰爭理論目前仍處於論辯的過程，即使其定義與特徵仍無法獲得共識。當然，就思維邏輯而言，第四代戰爭的確存在著邏輯上的謬誤，例如其所稱的各個世代之間其實是交疊存在的，既然交疊，如何區辨，就是重要的問題。同時，交戰雙方採取的戰略、戰術，甚至戰鬥作為，都須視本身能力而定，難以獲得ㄧ致的規範。但是，第四代戰爭理論強調科技誘發戰爭轉型，這與近年來戰爭方式的轉變卻是契合的。另外，戰爭的參與者也有不少改變，例如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交戰主體國家，但在美國經歷九一一之後，非國家組織與團體顯然已經成為參與戰爭的重要成員。如此ㄧ來，過去運用於國家間戰爭的戰略與戰術是否仍舊適用，顯然是必須重新思考的。

貳、第四波戰爭、聯合作戰與戰略溝通

一、第四波戰爭的致勝觀點

      在第四代戰爭中，經常出現的狀況就是贏得戰術，卻輸掉戰爭。在物質層次上使用大量武器，造成當地民眾生命與財產的巨額損失，而引發仇恨，造成精神層次的挫敗。然而，精神層次卻是決定戰爭真正勝負的關鍵所在。例如，在對敵方控制區實施空襲攻擊時，從物質層面來看，軍隊已經宰制了這個區域，在心理上也造成當地民眾的恐懼，但在精神層面上，卻會引發民眾的憎恨。又如，佔領部分地區後，擅自闖入民眾居所，視其為草芥，將使當地民眾與軍隊距離更形遙遠，甚至加深民眾對軍隊的對立，使得物質與心理層面所獲得的效益，受到嚴重的斲傷。

二、第四波戰爭與聯合作戰

      美軍聯戰指揮部（Joint Forces Command）2008年發行的「指揮官戰略溝通手冊」(Commander’s Handboo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說明軍事階層的戰略溝通的協調架構，其內部合作的功能如同管弦樂團的運作模式，以部隊的資深領導者（指揮官）擔任樂團指揮，配合軍事行動，統合資訊作戰、心理作戰、公共事務、軍事支援公共外交、戰區安全合作、視覺資訊等單位如同管弦樂團各聲部的角色，透過先期預擬的溝通計畫，整合資訊內容，對美國國內及國際民眾、國內外媒體、敵國、中立國與盟國等預期影響受眾傳遞訊息。此種溝通理念一改過去單向溝通的過時溝通模式，強調訊息傳遞過程的反饋模式，藉以適時修正不適當的訊內容，同時將非預期影響受眾納入溝通的範圍，以擴大其效益。美軍強調戰略溝通是一組具有連續性與一貫性的行動，其包括：

1.瞭解受眾的特性、態度、行為及其文化；影響的媒體趨勢及資訊流通情形；社會及影響網絡；政治、社會、經濟與宗教的動機因素。

2.針對民意及溝通意涵，提供政策制定者、外交官及軍事指揮官建言，以最佳方案溝通其策略及政策。

3.致力與支持國家利益的群眾及組織溝通對話，儘可能以公共利益及價值觀的分享為訴求。
4.藉由廣泛的政府與民間社會組織活動支持戰略溝通，以影響目標受眾的態度與行為。

5.廣泛地評估溝通行動及時間因素的影響。

　　依據上述戰略溝通的內涵，美軍逐步修正其溝通模式，然而，「戰略溝通」迄今僅是一個修正過後的溝通概念，特別是軍事階層的戰略溝通仍無準則及明確的組織結構與充分的計畫過程，亦未述及作戰及戰術階層。尤其在各部門既有分官設職的系統中，其工作職掌的有效發揮，如何協調合作才能發揮有如管弦樂團演奏出扣人心弦的和諧樂章，而不致荒腔走板，各吹各的調。

三、第四波戰爭與戰略溝通

      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叛亂份子已經將其戰略焦點遞移至戰略溝通的第四代戰爭層面，成為「志同道合的聯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尤其叛亂團體在資訊柵(grid)上已經獲得持續改善，執行戰略溝通活動；資訊的內容與傳遞已經藉由溝通的新方法與社會新模式，而然後從群眾宣傳遞移到高度合適的「戰略溝通活動」(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campaign)，這是他們勝利的核心。

      Hammes遂以「戰略溝通活動」取代「資訊活動」(information campaign)，他認為國防部對資訊活動的定義只限於戰術或作戰層次的電腦與通訊安全及利用，但戰略溝通活動則是戰略層次，而且戰術層次與作戰層次都必須支援戰略層次。

      在第四代戰爭中，戰略、組織與參與者類型都已經有了遞移(shift)。在戰略上，叛亂活動已經從由資訊作戰支援的軍事活動，遞移至由游擊與恐怖行動支援的戰略溝通活動。在組織上，從層級(hierarchical)組織而遞移至網絡(networked)組織。在參與者類型上，作戰者與作戰理由已經有了廣泛的差異，不同的武裝團體類型：反動型(reactionary)、投機型(opportunistic)、意識型態型(ideological)與混合型(hybrid)其作戰動機、方法與目標變得越難以了解。加上使用較少的物質建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國家運用私人軍事公司等發展。總之，政治、經濟與社會趨勢，使超級被賦權的(super-empowered)個人或小團體為熱愛某種原因而團結在一起，藉由使用新興科技(生物科技與奈米科技)，就能產生通常是需要民族國家資源才能產生的毀滅性力量。

      戰略溝通是國務、公共事務、公共外交、軍事資訊作戰與其他活動的一致協調，並藉由政治、經濟、軍事與其他行動而增強，以提升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美國政府所指的「戰略溝通」包含了不同部門的溝通事務，例如國務院的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國際新聞宣傳(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國防部的資訊作戰(information operations)、公共事務、心理作戰，主要是藉由有效運用資訊影響標的對象的心與想法(hearts and minds)。就國防部而言，則是包括公共事務、資訊作戰、軍事外交、國防支援公共外交、視覺資訊(visual information)。

      現今有關戰略溝通的定義仍未有一致的說法，美國國防部軍語暨相關辭彙詞典的解釋為：聚焦於美國政府致力於瞭解及針對目標受眾，透過協調程序、計畫、溝通主題、訊息及綜合國力的同時運用，以創造、強化或保障美國政府的利益、政策及目標的進程發展。此外，在政府組織中，戰略溝通主要是由軍事的資訊作戰（Military Information Operation）、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及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為主體，結合外交、資訊、軍事及經濟等國家力量的綜合。前者可視為國家階層的戰略溝通；後者則為軍事階層的戰略溝通。
 

參、資訊戰、媒體戰與第四波戰爭

一、第四波戰爭中的資訊戰

      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使民眾可以在幾乎即時的狀況下，經由媒體、網路、資料庫等管道，瞭解重要事件的最新發展與面向。資訊成為現代戰爭中新的典範(paradigm)，而透過資訊可以獲致知識，知識主宰戰場，這種資訊宰制(information dominance)的能力，就是面對資訊環境最有效的反應。近年來，資訊作戰能力已經成為各國積極發展的重要戰力，心理作戰也是核心能力之一，心戰戰力的發揮，及其與資訊作戰的合力成效，對於作戰目標的達成具有關鍵地位。

      資訊就是指任何型態或形式的事實、資料、與指導。資訊作戰的目的則是在運用資訊與資訊系統，試圖影響目標決策制定者與對象的行為。在此同時，也要防護自身決策制定者與目標對象，避免受到對方資訊與資訊系統的攻擊。所有的資訊作戰活動都是在廣泛的資訊環境中產生，其滲透影響到地面、海上、空中，以及網路空間各個場域，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國家或是非國家的行為者都有可能進入到這些場域，甚至利用這些場域實施攻擊，並影響決策制定者與目標對象的思維與行為。

      資訊環境是指蒐集、傳散、或處理資訊的個人、組織與系統的集合體。行為者包括領導人、決策制定者、個人和組織，其所運用的資源包括用於蒐集、分析、運用、或傳散資訊的相關資料庫(materials)與系統。在資訊環境中，人為與自動系統根據資訊進行觀察、修正、決策，並採取作為，因而是決策制定的主要環境。資訊環境是由相互關聯的物質(physical)、資訊(informational)、與認知(cognitive)等三個面向所組成。

      物質面向是有形實體的部分，由指管(C2)系統及支援陸、海、空等場域作戰基礎設施所組成。由於較易評估其戰力，傳統上戰鬥力強弱主要是在此面向展現。資訊化面向是現代化軍事部隊指管通訊，以及傳達指揮官意圖的領域，其中包括對於資訊的蒐集、處理、儲存、傳散、展示和保護。認知面向是三個面向中最重要的ㄧ部分，主要是決策制定者和目標對象的心智(mind)。人們的思考、感知、想像，以及決定都是在這個面向中運作。認知面向會受到指揮官的命令、訓練，以及其他個人動機的影響。認知面向也可能使戰鬥與戰役失敗，其他諸如領導能力、士氣、單位凝聚力、情感、精神狀態、訓練程度、經驗、情境意識、公眾輿論、媒體、公眾資訊、謠言等因素都會影響此一層面。而在這三種面向之外的就是社會面向(social dimension)，以連接個人與其他社會網絡。

二、第四波戰爭與媒體戰

      第四代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與冷戰美蘇對抗時期，科技與理念都驅使了第四代戰爭。在科技上，直射能源科技(directed energy technology)產生沒有核子爆炸的電磁脈衝(electromagnetic
 pulse)效果，以及機器人、遙控車輛、人工智慧、通訊等等科技，使前方與後方(front-rear)的用語被標定與未標定(targeted-untargeted)所取代了，敵人的政治基礎建設與平民社會都變成戰場目標，孤立敵人於其自己的社會之外，是非常重要的。心理作戰成為媒體/資訊干預型式的主要作戰武器與戰略武器，第四代戰爭的敵人將擅於操縱媒體，以改變國內與世界的意見；有技巧地運用心理作戰有時會排除戰鬥部隊的投入戰鬥。敵國人民對政府與戰爭的支持是主要的攻擊目標，電視新聞成為比重裝師還強的武器。在理念上，西方國家不再主宰世界，第四代戰爭也許可能出現在非西方的文化傳統(例如伊斯蘭或亞洲傳統)，是以理念驅使了第四代戰爭，這在恐怖主義是顯而易見的，這並不是說恐怖主義是第四代戰爭，而是說恐怖主義的元素(例如廣泛的任務命令、高度分散的戰場、獨自行動、高度機動)可能是第四代戰爭的訊號。

      所謂「媒體」(media)係指「媒介」或「中間」的意思，是指兩個地方或事物之間的連結或中介物。所以十八世紀時，報紙開始被稱為想法和廣告的媒介物，成為我們所熟知的「媒體」，廿世紀出現了廣播電台和電視，以及管理它們的大型公司和政府機構。因此，我們現在所謂的「媒體」就是這些媒介機構的合稱。事實上，「媒體」絕不僅只於書籍、報紙、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本身，更包含了它背後的硬體設施、傳播機構與文化形式，亦即媒體是技術、機構及文化形式三者在中介概念下的整合。

      由於透過大眾媒體進行國際文化與想法的交流，在過去的一世紀已司空見慣，但在速度、同步性和流量的增加，卻是空前未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尤其在有線電視和衛星科技的快速傳播，導致許多新興的新聞運作模式產生，且大多具備有跨國的特質，因而媒體與戰爭的關係，已成為繼高科技武器、戰陷戰術、國際政治外交、民心向背等四大因素外，決定戰爭勝利的第五種因素。例如，無線電廣播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被敵我雙方廣泛運用 心理戰和宣傳戰的工具。

      事實上，媒體與戰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媒體的巨大變革，必將在更廣闊的領域、範圍，更高的層次上影響到戰爭。例如，在電視與通訊衛星出現後，史上第一個次「電視戰」是出現在越戰，但並非立即畫面而是由電視記者拍攝後，送到美國剪接處理後播放，時間短則數小時，長則達數天。1991年波灣戰爭則是首次透過衛傳播，將真實戰爭畫面立即傳送到世界各地，開敫了戰爭新聞報導的新頁。2003年的美伊戰爭則進入了電視現場(live)直播，戰爭的場景隨著美英聯軍部隊的推進，立即實況呈現在全球閱聽眾前。與以往戰爭新聞採訪相校，從來没有那麼多記者採訪戰情，而一些國際及國內媒體記者各顯神通，衝鋒陷陣的追逐新聞，彷彿進行一場不分疆的界的「媒體戰」。

三、第四波戰爭中媒體與資訊優勢掌握

      全球化資訊科技的高度發展及民主自由思潮的蓬勃發展，促成了新聞媒體的高度發展，不僅強化了媒體與戰爭的關聯性，更由於敵對雙方透過媒體進行宣傳對抗的現象，進而發展出「媒體戰」的概念。同時，全球化的效應，使得安全的議題呈現多樣性，已非僅是軍事安全，還包括了生態、金融、經濟、恐怖主義、毒品、水資源、武器擴散、人口移動等非傳統安全課題。由於這些安全議題已經跨越了國家的疆界，安全的危害者也不再是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還擴及團體、個人，911恐怖攻擊事件即是一例。

      由於「第四代戰爭」攻擊目標的選定，不再侷限於軍事目標，而是擴及政治、經濟、工業目標，不僅是敵對雙方的民心爭奪，還包括旁觀的世人。因此，所必須兼顧的面向就不僅限於作戰前線、作戰區域敵人而已，還必須涵蓋我方民眾，甚至是敵方民眾，並積極爭取盟邦、中立國等國際社會的支持等。因此，如何經營「第二戰場」以「爭取民心向背」來對抗「第四代戰爭」發動者所進行的「不對稱」攻擊與透過媒體所進行的心理威懾，已成為各國政府、軍隊積極進行的「媒體戰」的戰備整備重點。

      在傳統的局部戰爭中，主要是以火力打擊和兵力機動作戰為指標，戰爭範圍有明顯的地域性。但是在「第四代戰爭」場景中，拜現代科技所賜，尤其是資訊科技(IT)，資訊攻防作戰的範圍則擴大成為全面性的，已經沒有前方和後方的差別、戰時與平時的分界亦趨向模糊。中共學者依此種現象，提出「超限戰場」的概念，並將此種超越一切界限和限度的新世紀戰爭型態，命名為「超限戰」。

      在「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所展開的新戰爭中，有許多必須透國際合作來封鎖恐怖主義組織網絡，或杜絕恐怖主義的財政來源，更需要整合軍隊與政府的功能以因應「第四代戰爭」的挑戰。同時，未來媒體戰所面對的是全球化時代「第四代戰爭」的「超限」戰場挑戰，亦應在新聞工作的思維與謀略上，貫注全球化趨勢的觀照，並重新界定媒體戰場時空、戰目標對象及媒體宣傳手段創新。尤須注意新聞工作人員及國內民眾心理素質的提昇，因為，即使是資訊高科技戰爭，決定勝負的因素仍繫於人員的素質上。

      在第四代戰爭中，吾人可以想像國家試圖說服的目標對象有三：第一，是本國的民眾，渠等必須相信國家政策的正確性，以便讓人民能夠奉獻生命及財產；第二，是外國政府，必須得到聯盟政府的支持，說服中立政府，警告敵國政府其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些是屬於外交的領域；第三，是其他國家的民眾，屬於公眾外交的場域，也就是國家如何來對他國民眾「說故事」，而非傳統外交上對他國政府的作為。基此，國際法的語言對於上述三種目標對象來說，即扮演非常重要的可信敘事角色。

      在第四代戰爭類型的衝突中，資訊與媒體對任務的成功與否，絕對是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為爭取心智的戰爭並非短時期的戰爭，但卻是衝突的關鍵面向，要贏得此類的戰鬥，必須規劃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與政治行動的整合戰略，此一戰役不是針對國家的戰爭，而是針對由激進組織與政府支助的伊斯蘭政治暴力，應該聚焦在資訊與媒體戰場，這跟傳統衝突中的軍事面向是一樣重要的。Lawrence Freeman教授曾經歸結道：「在非正規戰爭中，在物質環境中佔上風僅具些許價值，除非能將其轉換為資訊環境中的優點。」亦即，科技優勢未必能夠取得戰爭的勝利。

      蓋達組織的首腦人物賓拉登也認為，在21世紀媒體戰爭是最強而有力的手段之ㄧ。非對稱的敵人將使用由私人市場提供，但不一定是頂尖的科技能力，可是卻展現概念的大幅進步；再者，此種敵人將使用其所獲得的最有效武器，用以避開敵方優點，運用敵方的缺點，這些最為有效的武器之ㄧ即為資訊，是一種難以對抗的成分，同時也是獲取民眾支持與認同的關鍵要素。
 
肆、心理戰與第四波戰爭

一、心理戰與心理作戰

    「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最早是由英國分析兼歷史學家富勒(J. F. C. Fuller)在1920年提出的，他認為「純粹的心理戰最終將取代傳統的戰爭手段」；一九四五年，美國加理奧斯(E. M. Zacharias)海軍上校在其擬定加速日本投降作戰計畫中，首次使用「心理作戰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ㄧ詞。儘管這兩個詞彙是上世紀才出現，但歷史上與心理戰或心理作戰相關的作戰方式卻始終存在著。究其原因，就在於戰爭型態或許是物質力量的展現，但武器者使用者卻是人。在戰爭過程中，人的心理狀態與意志變化就成為決定戰爭生父的重要關鍵。

      美軍在2003年版的《聯合心理作戰準則》中，將心理作戰定義為，「向國外目標對象傳散經選定的資訊與指示，以影響其感情、動機與目標推理，而最終能影響外國政府、組織、團體、以及個人行為的計畫性軍事行動。心理作戰的目的在於說服(induce)或強化外國人對原始發動者目標的認同。」因此，心理作戰是以外國人為目標對象，傳送的訊息是經過選擇的，其目的則是使目標對象認同訊息發送者的想法。若將美軍2003年版的心理作戰定義與1996年版的《聯合心理作戰準則》相互比較，差別僅在2003年版中加入「經計劃的(planned)」一詞，這與陸軍2000年版的「心理作戰野戰教範」大致相同。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陸軍2000年版的《心理作戰野戰教範》中強調，根據美國陸軍特戰司令部軍史辦公室的意見，「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一詞已在1962年一月的《心理作戰野戰教範(FM 33-5)》中，由心理作戰(psychological operations)所取代」。而根據軍史辦公室的說法，這樣的改變正反映出在國家解放戰爭(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非傳統戰爭、以及游擊戰爭中，心理活動(psychological campaigns)將不僅針對敵軍，敵方的民眾也將是目標對象。因此，使用「戰爭(warfare)」一詞並不適當。而心理作戰與心理戰關係的界定，在2003年版的「聯合心理作戰準則」中也獲得確認。

二、第四波戰爭與心理戰

      第四代戰爭理念強調，戰爭與和平間界限模糊，民眾與軍隊區隔消失，「目標與非目標」的概念將取代「前方與後方」的概念，媒體與資訊滲透雙方社會各層面情形易形普遍，心理作戰將成為具優勢的作戰與戰略武器，用以改變敵方國內與國際輿論走向，阻斷對方爭取奧援，似乎與現況極為接近。因此，可做為傳散國家軟實力重要途徑的心理作戰，受惠於科技的發展，使用有別於傳統的裝備與機具，都使心理作戰戰略意涵更為濃厚，甚至可能影響戰局發展。

      由於第四代戰爭認為，現代戰爭不再只是國家間的戰爭，還是不同社會間的戰爭，是以對方的內聚力、意志及心智做為攻擊目標。近年來的兩次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多次聯合國維和行動、非軍事行動中，不論是在戰略層級、作戰層級、戰術層級，心理作戰在支援國家整體戰略及軍事作戰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同時，受惠於科技發展，運用資訊網路與媒體，傳散訊息已經成為各國實現國家目標，支援軍事作戰必須採取的作為。不過，第四代戰爭理論對於心理作戰運用的觀點，其範圍已超越傳統心理作戰的範疇，這是應該注意的。在第四代戰爭中，心理作戰的重要界定應該是，「心戰不是你在說什麼，而是你在做什麼」。

      在「第四代戰爭中，言行必須ㄧ致，任何人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心理作戰─不管你要不要它具有這些意義(everything you do is a Psyop–whether you want it to be or not)」。因為，對目標對象來說，行為本身就具有某些意涵，而目標對象對於這些意涵的理解，也將成為決定心理與精神層面效果的關鍵。所以，傳統上心理作戰會侷限在透過語言、文字、圖像等媒介傳遞的訊息，但在現代作戰環境中，由於資訊媒體發展快速，戰爭與衝突參與者的舉動，經過資訊媒體大幅報導與渲染之後，都會影響軍事作戰中心理作戰目標的達成。

三、第四波戰爭中心理戰的重要性

      第四代戰爭由於前方與後方界線的模糊，作戰對象將成為「目標」與「非目標」的選擇；戰術與戰略層級漸形模糊，使得對方的政治基礎設施及民間社會都將成為作戰目標。同時，由於科技的進步，大量的資訊媒體將介入政治與社會各個層面，進而提升心理作戰成為重要的作戰與戰略武器，敵對雙方將會展開遠較過去更為慘烈的資訊攻防。換言之，戰爭已不僅是軍隊面臨的挑戰，除了雙方的決策制定者、部隊指揮官、軍隊官兵之外，即使民眾也將成為資訊攻防的對象，而以自願或被動的方式接受大量資訊。這其中就包括我方、敵方、與中立各方的資訊。

      在2009年時，ㄧ群支持第四代戰爭理論的學者與軍官，提出的一份陸戰隊野戰教範草案中指出，在第四代戰爭中，雖然既有區分戰爭層次－戰略、作戰、戰術－的方式依舊存在，但必須有所調整，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在前三代戰爭中，戰略是將領的負責場域(province of generals)，但在第四代戰爭中卻出現所謂的「戰略士官(strategic corporal)」，尤其是在使用攝影機後，士兵都有可能產生戰略效果。例如，當軍隊在執行作戰任務時，其目標不僅在獲取勝利，更重要的是掌握民心。因此，當小部隊執行巡邏任務時，與當地民眾互動的情形，就相當程度的決定戰略目標達成的可能性。如果防衛過當，造成衝突，將使軍隊與當地民眾處於對立的狀態，但若能以同理心，以尊重對方的態度面對之，將有助於爭取當地民眾支持。這是戰術層級的作戰行動（敵意或尊重），其執行方式將決定戰略目標（爭取民心）能否達成的重要案例。

      此外，在「第四代戰爭」中，由於戰爭型態的改變，除了戰略、作戰、戰術之間的界限模糊之外，也產生了其他的變化，戰爭勝負的關鍵將取決於物質層次(physical level)、心理層次(mental level)，以及精神層次(moral level)三個面向，而這三個層次的區分最早是由博伊德(John Boyd)提出的的觀點。

      博伊德在參考軍事歷史與社會有機組織動力(dynamics of social organisms)（包括混亂和複雜性理論）相關書籍後指出，生存取決於能否與環境維持互動的作用。反之，不論是關注戰術或大戰略，所有行動都在尋求使敵人孤立於外部環境。簡言之，不論是物理層次，或是心理與精神層次，掌握戰機的關鍵在於如何加強自身與環境的互動，同時斷絕或孤立敵方與環境的關係。例如，在物質層次隔離上，要切斷敵方與外部世界與內部對象的溝通，其手段包括摧毀敵方的訓練營與對外通訊網絡；在心理層次隔離上，要透過滲入模糊的資訊等方式，妨礙敵方決策制定過程；在精神層次隔離上，則可利用敵方違反相關作戰規定，使其道德層面無法獲得支持。因此，孤立或隔離敵方將使其失去內部的團結或外部的支持，這將影響敵方與環境的互動，而使其失去戰爭的優勢，甚至招致敗亡的命運。

      第四代戰爭理論主張者進一步分析三者之間的關係。在這三個面向中，物質層次－也就是殺戮及破壞－重要性最低，精神層次則是最重要的力量，心理層次則介於兩者之間。這些因素在游擊戰中更為明顯，而游擊戰是最接近第四代戰爭的戰爭形態。因為，它是非國家行為者與國家之間的戰爭，而前三世代的戰爭主要都是國家之間的戰爭。

      這種改變對第四代戰爭造成重大的困擾，那就是「在物質（或心理）層次產生效果，但卻不利於精神層次」。因此，在第四代戰爭中，經常出現的狀況就是贏得戰術，卻輸掉戰爭。在物質層次上使用大量武器，造成當地民眾生命與財產的巨額損失，而引發仇恨，造成精神層次的挫敗。然而，精神層次卻是決定戰爭真正勝負的關鍵所在。例如，在對敵方控制區實施空襲攻擊時，從物質層面來看，軍隊已經宰制了這個區域，在心理上也造成當地民眾的恐懼，但在精神層面上，卻會引發民眾的憎恨。又如，佔領部分地區後，擅自闖入民眾居所，視其為草芥，將使當地民眾與軍隊距離更形遙遠，甚至加深民眾對軍隊的對立，使得物質與心理層面所獲得的效益，受到嚴重的斲傷。

      因此，在第四代戰爭中，戰略、作戰與戰術層次雖然依舊存在，但其面貌已有所不同，物質力量或能主宰戰場，但是精神層面（或以心理反應為基礎的精神力量）將是戰爭能否順利結束，達成戰略目標的重要關鍵。

      事實上，在多數衝突中，交戰雙方都會進行心理戰爭(psychological battle)，藉以影響特定領導人、部隊、民眾，誘導其採取有利我方的特定行動。在戰略上，心理戰爭的根本目標是提高戰鬥精神(fighting spirit)，削弱敵人在國內和國際間的支持，並說服敵方政府停止敵對行動，接受我方條件。在作戰和戰術層面，目標通常是削弱敵方部署部隊的作戰意志與能力，並誘導其投降、遺棄和背叛；誤導敵方領導人對我方行動的掌握，並增強我方的作戰積極性與士氣，贏取當地民眾的支持。因此，在第四代戰爭的理論中，心理作戰對於國家戰略、軍事作戰所能提供的戰力支援也就更為廣泛，其層次也因而提高。

      在資訊時代，軍事環境所依存的社會基礎已經產生極大的變化。這種以資訊與資訊系統為主體所產生的變化，其影響力不但滲透到軍事作戰各個層面，對政治、經濟、教育都造成深刻的影響，這應該也是第四代戰爭理論強調心理作戰日形重要的主要原因。
 
伍、第四波戰爭中的專業政戰

一、第四波戰爭中的政治作戰

      恐怖主義蓄意製造和運用恐懼，用以達成政治變革，無可否認地，恐怖主義是心理戰的一種形式。雖然在恐怖分子的攻擊中，無辜百姓經常遭受無情的殺害與傷害，但其本質主要產生長遠的心理影響。因此，恐怖主義不僅可以被當作是一種精心策劃來吸引注意的暴力行動，同時透過其產生的宣傳來傳播訊息，知名精神病學家與恐怖主義權威Frederick Hacker即曾說道：「恐怖份子試圖恐嚇，並藉由恐嚇來主導與掌控，他們想要加深人們的印象，他們為目標對象表演，並請求目標對象參與其活動。」

      當代的新聞媒體是恐怖主義最主要的資訊管道，在恐怖主義的估算中扮演關鍵的部份，實際上，倘若欠缺媒體的報導，恐怖份子的影響可說徒勞無功，如果要對更為廣大的目標對象產生影響，僅能藉由更廣大的目標對象散播恐懼與殘暴，如此，恐怖份子方能獲得影響根本政治改變所需的最大潛力。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分析家Michele Zanini與Sean J.A. Edwards二人指出：「對外傳播信息並得到新聞媒體的大量報導，是恐怖主義戰略的重要內容，最終是要試圖瓦解敵人的意志，除傳統的電視與印刷等媒體外，網際網路現在提供恐怖份子群體接近公眾的替代管道，往往使其更能對訊息進行直接掌控。」

      唯一能夠改變一個人內心的媒體是資訊，因此，資訊是任何第四代戰爭的關鍵要素，有效用的叛亂者環繞設計用以轉變敵人世界觀的戰略傳播戰役來建構其計畫。在複雜的衝突狀態中，所謂的「第一勢力」(first forces)－叛亂者與政權；「第二勢力」(second forces)－叛亂者的外部資助者與政權；「第三勢力」(third forces)－諸如民兵部隊、犯罪幫派或私人軍事團體等武裝群體；以及，「第四勢力」(fourth forces)－國際媒體與非政府組織等，全都有能力影響衝突的結果。

      心理作戰可能以媒體或資訊介入的形式，成為主要的作戰與戰略武器。邏輯炸彈、電腦病毒，包括隱藏的病毒，可能被用來瓦解民眾與軍事作戰。第四世代的敵人將達到輕易操縱媒體的境界，來轉變國內及世界輿論，而熟練運用心理作戰將會時常阻礙戰鬥部隊的承諾；一個最為主要的目標對象將是敵國群眾對其政府與戰爭的支持，電視新聞可能變成比裝甲師更為強有力的作戰武器。

      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中，意念與資訊的有效傳播是關鍵的，戰略家們在這二場衝突中逐漸分享古典反叛亂理論家的觀點，強烈重視他們是打一場民眾支持的戰爭，戰鬥的關鍵部份則是傳播，美軍也正式地將所謂的「傳播戰爭」融入準則中，強調傳播及其相關概念的重要性，如媒體、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心理作戰，以及資訊作戰。

      第四代戰爭是爭取群眾支持並贏得人民心智的長久戰役，須要使用非傳統武力的技能及方式。除直接以軍事或武力加諸敵人的行為，稱之為政治作戰。政治作戰強調的是戰爭的政治面，並非戰爭的軍事面，是故，其核心工作以人為本，因為只要掌握人的精神與意志，戰爭的成功就勝券在握。同樣地，當代的戰爭型態及其執行方式與手段，都與政治作戰有相似之處，因為人在心智與意念上的轉變，無法用武力威逼的硬權力達成效果，柔性或軟性的權力往往會有出奇不意的效果，也因此，心理作戰、媒體戰、宣傳戰、情報戰、公共事務、民-軍作戰(civil-military operations)、群眾戰等柔性的作戰方式，在現代戰爭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也是敵我雙方運用的關鍵手段。當代戰爭若能掌握政治作戰的原理與規律，絕對能為軍事作戰帶來加乘效果，對整體戰爭目標的達成更有莫大助益。基此，現代是我們重新審視及重視政治作戰的時刻。

二、第四波戰爭中的政戰重點

      明日的戰士在面對嚴重傷亡、傷害或死亡時，必須扮演其關鍵功能。通常在未來的衝突中，避免傷害無辜或造成過多的損害，對於任務的達成將是非常重要的。戰士們必須準備從密集的近距離戰鬥，轉型至對敵人或中立者提供安全或人道援助。而鑲嵌與無所不在媒體的存在，更增加指揮官對維繫常規任務敏感度的挑戰，媒體所傳播的資訊已經深深影響公眾的認知，以及左右戰爭的進程與勝負。

      如Robert Adinall所言，公眾認知與資訊戰已經整個衝突的歷史中，扮演局部性連結「解放」、「國家建構」、「正義」等概念的角色，但是由於大眾傳播媒體、互動式媒體社會與資訊科技的完全浮現，已經使得西方軍隊難以達成其目標，在戰爭當中，資訊與認知的漸增角色將依然持續，戰爭的規則也將持續轉變，但不會回到理性戰爭或全面戰爭的時代，正因如此，戰爭的真正轉型正發生在21世紀。

      縱然未來的戰爭將是追求有限的目標，全球化卻提供機會讓非國家行為者涉入戰爭，這些戰爭主角全球性地運用所有國家權力要素，並且至少在概念上，以更為間接、同步與全面性的方式，超越我們以往的經驗來利用宣傳，同時也利用經濟與國際組織。

      在全球化時代，資訊流通的便利性，媒體科技的發達，使得一般民眾與軍隊都深受資訊與媒體的影響；在數位戰爭時代，影響戰爭成敗的除了C4ISR之外，正確的資訊，有效的溝通與說服也是相當重要，不僅是藉由媒體與資訊來宣傳造勢，取得軍事行動與任務的正義與合法，傳達的訊息更是與國內外相關民眾、政府在進行溝通，以便更進一步將之說服，將所有可用的人力與物力資源轉為我方所用。要打敗未來的敵人，要進行非正規或者第四世代的戰爭類型，資訊與媒體在溝通、說服敵我的相關群眾上，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三、第四波戰爭與政戰轉型

      未來的戰爭幾乎是打一場媒體戰爭，資訊的傳達無法欠缺大眾傳播媒體，藉由媒體傳達出的訊息無非是要造勢佈局，也就是進行宣傳、溝通及說服的工作，最後期望能轉變目標對象的思想、態度及行為，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標。因此，政治作戰必須強化宣傳、溝通與說服技能的培養，以及人類學與文化認知的訓練。

      長久以來，不管是哪一國的軍隊，都習慣於非都會地區或開闊地形作戰，在這些地方，武力對抗的決定性戰鬥得以進行，實際上，當代戰爭趨勢似乎是避免在城市中戰鬥或行動，如同中國兵學家孫子所建議的－「下政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依此準則的結果是，當代軍隊聚焦在如何於開闊地形進行作戰的訓練，然而，即便是歷史上存有避免於城鎮戰鬥的觀點，但是，近幾個世代來，軍隊卻不得不在城鎮中執行作戰，當世界變得愈來愈都會化的時候，衝突也同樣是如此。今日，軍隊已經無法避免在都市中行動，無論是為了戰爭、維和或是人道行動，基此，合理的演繹與推論是，軍隊必須涉及聚焦在都會地區的行動，因為都會地區的軍事行動正變成規範，而非一種例外。

      依據世界都會民眾爆炸性增長與都會環境成長的人口趨勢推論，到2030年，將有超過60%的世界民眾（約49億人）將居住在都會地區，幾個如紐約、聖保羅、雅加達的大型都市，將擁有超過200萬的人口，這些以及其他的大型都市承擔類似國家的權力，並將引發治理的問題，挑戰國家中真正的權力機制。到2025年的時候，多數類似的都會成長地區將集中在沿海地區，且擁有絕大多數的人口(約57%，28億人)，這些成長將挑戰政府提供基礎服務的能力。

      無庸置疑，都會地區是最為複雜的地貌類型，也是敵對的非國家行為者隱身的最佳場所。一般而言，我們對都會區的印象為：摩天大樓、機場與港口、面積、密集建築、街道、下水道….等等，誠如軍事戰略家Ralph Peters提出的觀點，都會地區的外表特徵的確非常重要，但關鍵的變項還是民眾。前述第四代戰爭與三街區戰爭的論述中，吾人可以得知，當代戰爭的重心是民眾，如何建立、拓展、維繫、運用、影響軍隊與民眾之間的關係，絕對是任務與行動成功的關鍵要素，這也是美軍「民事」與「民軍行動」所強調的面向，基此，如何有效經營都會地區的戰爭面，建構良好的軍民互動關係，甚至與民間相關單位建立聯繫溝通平台，是國軍政治作戰於未來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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